《伟大的长征》过草地时，杨立三抬起了周总理，19年后总理为他抬棺

1935年8月，松潘草地边缘，周恩来连续高烧四十摄氏度，昏迷不醒，五六天没有进食。别说穿越几百里沼泽，就是在平地上走几步都困难。彭德怀随即从运送迫击炮的战士里抽调人手组成担架队，还下了死命令，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，宁可损失一百门大炮，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去。 这句命令背后，是一片什么样的地方。松潘草地在青藏高原东缘，今天四川阿坝的若尔盖、红原一带，平均海拔三千多米，面积约一万五千平方公里。1935年8月红军进入的大草地，绵延五百余里，远远望去是草甸，底下是黑泥水和看不出来的沼泽。众多红军回忆录里写着，周围的泥土"软得像豆腐，不仅滑，而且像胶一样粘。一旦掉进去，就越陷越深，越挣扎陷得越快。掉进沼泽里的人，伙伴还没来得及拉上他们，便消失了"。 草地上的天气一天能过完四季，正午烈日烤着，水汽蒸腾，入夜寒风彻骨，雨雪冰雹说来就来。老红军总结出"三怕"：怕陷进泥沼，怕突降暴雨，怕趟过冰河。草地上河沟纵横，水从雪山流下来，刺骨的冷，几乎每过一条河，都有体力耗尽的战士倒下。有人不是被水冲走，而是冷水一激，心脏和器官撑不住了。 吃的东西很快就没了，出发前每人发几斤炒熟的青稞或糌粑，要靠这点口粮撑过几百里无人区。前锋部队还能找到野菜和树皮，后续部队连这些都没有。红军煮皮带、煮皮靴、煮枪带，彭德怀从长征开始就骑的那匹黑骡子，也被宰了分给战士。为了填饱肚子，大家试着吃不知名的野草，误食毒草引起的腹痛、甚至死亡不时发生。任弼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皮带煮熟分给战友，笑着说"这是牛肉"。 还有一种死法更无声，行军途中有人坐下歇一歇，就再也没站起来。有老红军后来回忆，过草地时见到一名战士裹着薄被躺在路边，旁边插了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"不准坐下"。他以为这人在睡觉，走近了掀开被单，才发现是具遗体。木牌是战友留下的警告：坐下就是死亡的开始。 夜里没有遮蔽，战士们就地躺下，三五个人背靠背围在一起取暖。天亮时推一推旁边的人，没动静，再推还是没动静，夜里气温太低，熬不过去的战友就这样悄悄走了。曾任松潘县委宣传部长的杨继宗说，上世纪70年代他曾在镰刀坝以北发现过一圈尸骨，大概八九个人，围成篝火而坐的姿势，是在睡眠中中了草地瘴气，没有任何感觉就牺牲了。 死亡越来越多，以致后面的人无须向导，顺着络绎不绝的遗体，就能准确找到行军路线。老红军袁林讲过这句话：那时候根本不需要路标。代价是有数字的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红一方面军过草地之前近两万人，走出草地时剩下一点三万人，损失六千二百零七人；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前一点六万人，出草地时一点三万人，损失三千零九十二人。 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过草地，损失最大，仅第三次过草地就损失近七千人，加上前两次，损失数还要翻一倍多。阿坝州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是：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，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。这片草地里长眠的红军将士有一万多人，绝大多数连名字都没有留下，没有墓碑，没有坟茔。 周恩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倒下的，长征以来，每到一处驻地，他第一时间架起电台、铺开地图，接收电报，作战命令起草下发完毕才敢短暂合眼。长期缺觉、缺衣少食，有时候骑马途中也会短暂睡去。7月中旬红军占领毛儿盖，沙窝会议一结束，操劳过度的周恩来病倒了。体温从三十八摄氏度升到四十摄氏度，全身逐渐发黄，常常处于高烧昏迷、神志不清的状态。 昏迷一个多星期后，8月11日上午，周恩来慢慢苏醒过来，不断呻吟，高烧慢慢退了，但人极度虚弱，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的会议他也没能参加。会开完，部队就要北上过草地。周恩来提出留在当地，不拖累战友，结果没有人同意。 担架队就这样组起来了，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，他的双腿在会昌战役和鄂豫皖打仗时都受过重伤，走路一瘸一拐。身边有人劝他，说腿不好就别跟着遭罪了。他不听，杨立三见人手不够，也主动加入，扛起了担架的木杆。 抬担架比空手走难上百倍，茫茫草地没有路，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，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。脚底下要时时留意泥潭，一旦重心不稳、一步踏错，整副担架连同上面的人都会陷进去。走在前面的战士要探路，找结实的草甸落脚，后面的战士跟着脚步走，还得保持担架平稳。陈赓遇上泥潭、陡坡就走最前面探路，指挥大家慢慢挪。他自己后来说得轻松："现在我是担架队长，你是病号，上边交代了，你得服从我的指挥。" 草地上狂风、暴雨、飞雪、冰雹轮番袭来，单薄的军装挡不住寒意，战士们腹中空空，每一步都耗尽力气。大家把能挡雨的东西都盖在担架上，怕周恩来淋雨加重病情。周恩来躺在担架上，看着抬着自己的战友，一次次挣扎着要爬下来自己走，一次次被按回去。仅有的一点炒面，大家想让他吃下养身体，他坚决不吃，推来推去，最后担架队的人一人一小口，用来保存力气。 那几天里，队伍里的每个人都快撑不住了。邓颖超当时也是病号，长征前就患有肺结核，经常低烧。她骑马跟在担架后面，一天连人带马掉进沼泽地